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自然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对它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无法胜数。手边的这部法国历史学家米涅的《法国革命史》不仅是问世最早的有关著作之一（1824年出版），而且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第一本以阶级斗争观点看待分析法国历史、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在这一百七十余年中，这部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不断重印。商务印书馆于1977年出版中译本，到1997年这二十年间就重印五次，这部经典之作的魅力之大，由此亦可一见。
一场巨大革命的爆发，一定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因此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大都是事后的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当时，甚至许多身处各种矛盾中心的人物，也往往没有意识到这种“不可避免”的即将来临。以孙中山、列宁的洞察力之强，对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爆发尚都有“突然”之感，遑论他人。
当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开幕时，恐怕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伟大、残酷的革命的开端。第三等级没有意识到，国王路易十六更不会想到。
此时的法国，经过路易十四高度专制、王权无限扩大和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之后，像一个长期用力过度的发条，已经松弛下来，疲惫不堪。当路易十六于1774年即位时，就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从这时起，他就为克服财政危机进行一系列枝节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放弃前任国王们某些过分专制、挥霍的做法。然而，严重的财政危机往往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反映，需要进行较大的社会变革。对此，路易十六却毫无认识，仅将其看作是“财政危机”而不是“社会危机”，只想在财政体制上作些小修小补。实际上，仅有一些财经制度的修补改革根本无济于事。对一架已经破败的机器来说，“改行仁政和继行暴政同样都是困难的，因为进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权阶层服从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时弊，路易十六既不是个革新家，也不是个专横暴戾的君王。”（第11页）这就注定了路易十六的朝代，从登基到革命爆发，一直是一个长期进行枝节改革而并无结果的朝代。长期修修补补而鲜有成效，反过来又加重了财政危机。恰恰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扩大税收，朝廷决定召开三级会议。或许，路易十六事后为这一决定而悔恨终身。
因为第三等级此时已有极大的发展，力量空前强大，早就不满足于纳税最多，权利最少的地位，只要有合适的机遇，它就要将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要重新“改写”社会结构，重新分配权力。此次国王要召开的三级会议，反为第三等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所以，此次三级会议注定不会是一个仅关财政的会议，而必然是一个重新划分社会权利与权力的会议。第三等级的代表将不是作为纳税人、而是作为立法者来参加这次会议。对此，国王和居于统治阶级地位的第一、第二等级（僧侣、贵族）竟没有丝毫察觉，在三级会议召开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没有任何防止纠纷的准备，更没有任何社会改革的方案和事先对第三等级可能提出的社会要求的因应谋划。
事后看来，这次会议对国王非常重要，为他提供了社会改革的一丝机会。“他本可以因此而恢复他的权威，并因亲自行使职权而避免酿成一场革命。”（第25页）如果他对“时势”有清醒的认识，确定公民权利、三级会议的权限和王权的限度，放弃给贵族的许多特权……将此次会议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改革的会议。但路易十六和第一、二等级对这些迫在眉睫的社会要求就是不了解，不知道，不变革，终于错过这一丝机会。要放弃眼前的权益，的确是难而又难。这样，革命就是“不可避免”。对革命的后果，当可见仁见智。但就革命爆发的原因来说，与其说是“革命党”的“激进”造就了革命，不如说是统治者的顽愚引发了革命。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这就是历史，后人的一切“如果”全都枉然。
革命一旦爆发，便有它自己的逻辑，必将充满血腥地一浪高过一浪，在法国大革命中，此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中，最激进者往往最易为人接受，最易取得胜利。而且正如作者所言，“在革命中一切都取决于第一个拒绝和第一场斗争！”（第231页）革命的爆发与其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确是由这最初的“第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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